央行数字货币，会搅动国际储备货币格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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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边万莉 杭州报道 全球范围内数字化法币的时代或许即将来临。据大西洋理事会数据，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探索数字货币。迄今为止，已有11个国家全面启动了CBDC（央行数字货币），其他国家正处于开发的后期阶段。此外，国际清算银行（BIS）去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预计到 2030 年，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 24 家央行将会实现数字货币流通。

感兴趣者多，落地者少，这背后其实是各国对于CBDC仍然持谨慎态度。在全球视野下，CBDC对现有金融体系及其稳定性影响几何？尤其是当前经济增长放缓、经济格局呈现碎片化倾向，CBDC对推进国际金融体制改革能够发挥哪些作用？未来，是否会出现电子SDR或者超主权货币？

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前行长海拉特·克里姆别托夫、巴黎第一大学货币和金融经济荣誉教授克里斯琴·布瓦西厄、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前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万向区块链首席经济学家邹传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加拿大央行原研究顾问朱萸等在2024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展开了热烈讨论。

为什么需要央行数字货币

央行数字货币的争议仍然不绝于耳，我们真的需要央行数字货币吗？海拉特·克里姆别托夫认为，时代大趋势正在发生变化，包括数字鸿沟、地缘政治的紧张和冲突，所以必须要建立数字经济的能力，建立起全球的经济系统，这需要数字化的金融系统，而央行数字货币就是一个很好的应对方案。

“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货币世界，传统的货币会造成竞争性的贬值。现在货币的竞争存在于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货币之间。”克里斯琴·布瓦西厄表示，Meta公司三年前想推出自己的加密稳定币Libra，如果Libra顺利发行，将对货币政策以及对货币当局形成挑战。因此，一些国家的央行对Libra的推出十分忌惮。但是，货币价值稳定非常重要，加密货币波动性非常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

克里斯琴·布瓦西厄指出，央行数字货币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中国推出数字人民币已经把交易成本下降了20%。此外，我们需要央行数字货币促进普惠金融，只有通过技术，才能把更多的人纳入到金融系统，实现普惠金融的目标。现在是推出央行数字货币非常好的时机，因为全球使用现金都越来越少。如果想要好的货币控制和好的货币政策，央行就得站在舞台中央，就必须推出数字货币。

CBDC将如何影响金融体系

尽管CBDC可能在普惠金融、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也有不少观点担忧CBDC对现有金融体系带来不利影响。

“关键的问题在于央行数字货币与私人机构发行的虚拟货币之间有什么差别；央行的货币政策、财政部的财政政策与这些数字货币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在海拉特·克里姆别托夫看来，央行不一定得必须垄断数字货币，现在也有很多其他解决方案，央行的作用是发挥领导力，实现对科技发展的监管。

朱萸表示，CBDC可以促进在线支付竞争，即使CBDC的使用不多但也是有用的。它的存在已经可以让银行之间展开竞争，或者是和其他的支付供应商竞争提供新的产品。因此，我们其实不用根据CBDC的使用来评估它的有用性，而是要看它如何改变私营部门的行为。

他进一步指出，如果银行竞争性很强，就可能出现相互之间的协调；如果竞争没那么激烈，CBDC可能会促进银行之间的竞争，以获取资金。银行会积极主动地吸引更多的储蓄，并没有去中介化，反而会促进银行中介化。

海拉特·克里姆别托夫认为，数字货币可以增强消费者信心、降低交易成本，中国在央行数字货币方面走在了前沿。但是，央行数字货币需要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达成跨境支付的协议，减少数字鸿沟。未来全球金融的架构依赖于央行政策和数字货币的发展，以及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的参与、金融技术的更高发展，央行应当在这方面下更大的力气。

出现超主权数字货币的可能性

CBDC的出现，为解决跨境支付成本高、效率低、透明度低等痛点问题提供了可能性。邹传伟表示，从2020年开始，G20在改进跨境支付的一系列工作里面，比较了稳定币、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用在跨境支付中的各种选项，最终结论是“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

据了解，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以Project mBridge为代表），致力于在国际组织和货币当局合作框架下解决跨境支付的业务痛点，探索分布式账本技术和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并通过创新的治理架构、业务安排、共识算法和技术升级实现不同司法辖区的本地化运行，增强多边互信、便利跨境监管。根据货币桥真实交易的经验，交易成本可以降低至少50%。

当然，CBDC的影响远不止于此。“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以及目前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试验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可以显著改进跨境支付，也会改进国际储备货币的格局，特别出现超主权的数字货币。”

邹传伟认为，Libra失败最重要的原因是国际金融基础设施需要非常强的信任基础和稳定的价值，这不是私人部门能提供的，只有中央银行才能提供。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并不是新东西，只是央行存款准备金的一种代币化形态，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系统不涉及非常复杂的经济学问题。

在他看来，基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智能合约的可编程性，如果所有国家的货币都以代币形态在这上面按照同一套标准进行流通，一篮子货币的超主权数字货币很容易实现。多边银行数字货币桥也会提供新的一套金融基础设施，包括货币、支付以及资产交易、清算和结算等功能。这里面会产生超主权数字货币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汇率，在桥上可以发行超主权数字货币作为“本位货币”债券，会形成从货币到拆借市场、到债券市场的一整套框架。甚至还可以考虑通过贷款创造存款，使其有一套信用扩张机制，这里有很大的空间。

如果这一套新的体系可行，那它的锚是什么？邹传伟认为，“这应该是个货币篮，包括人民币、美元、欧元等，每种货币的权重最终还是要由市场来决定且是定期调整，不是通过政治的考量决定，由市场驱动非常重要。”

如此一来，电子SDR有可能成为超主权货币吗？克里斯琴·布瓦西厄说，“我不认为SDR货币篮子未来会成为完整的货币，即使SDR主权的计算可以进行细分，但会有解构、再构、再解构的成本。因此，SDR是不是能够成为完整意义上的货币，是有待商榷的。电子SDR是主要货币的篮子，由每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来分配权重，它只能作为一种全球结算货币在银行之间使用。一个货币的市场份额和政治也是有关联的，现在很难说未来十年到底会怎样，我们不断地需要新的平衡。”

在海拉特·克里姆别托夫看来，我们讨论布雷顿森林体系未来的发展，这是新体系的创造。份额分配并不是简单的GDP占比，要考虑多种因素。此外，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也需要达到平衡，公共部门可能有更大的责任，比如在制定规则、监管方面。

朱萸表示，“很难预测未来会怎样。SDR就是一个货币篮子。从价值衡量、储存的角度来讲，黄金是个不错的选择，通缩的问题可以通过调整兑换率来解决。从国际支付的角度来讲，这个锚定应该是国际贸易中绝大多数人在支付中能接受的，国际贸易中可能发挥最大作用的国家，它的货币或多或少的成为天然的锚。”